为什麽说《北京城里的叫卖声》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那？这就要从历史上说起，如：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有“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的记载。和“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在汉朝时就有商品流通的市场，就产生了商贩、贾人。

　　在《元史》中有“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總管大興府。太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京城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裏，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海子在皇城之北、萬壽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彙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漁采無禁，擬周之靈沼雲。 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總管府。戶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用至元七年抄籍數。”的记载。

　　它说明了元朝时在北京地区建立了京城—元大都。元大都有个特点，它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的特点，既是城内分为皇帝住的地方和普通市民住的地方。普通市民住的地方则被《大街》、《小巷》所分割，这就形成了《胡同》。其中大街比小巷宽、小巷比胡同宽，这在当时，国家都是有规定的。

　　在市肆中，人们可以进行商贸交易。但是它完全满足不了城市中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的需求。（其中包括食品、日用品、和日常生活所需。）小商贩为了自己的生意兴隆，也需要开拓市场，但是在胡同里作生意，由于必须要《吆喝》，才能使住在院子里的人知道卖东西的来了。只有《吆喝》，生意才好做。这样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北京城独特的《叫卖声》。它是我们的前人经过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无形的、扎根于民间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它即反映了北京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并且自觉和不自觉地也进行了社会的艺术实践。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的社会实践，北京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主要有满族、回族、汉族。这些在北京的《叫卖》声中都有反映。还有北京的方言和北京的儿话音，在北京的《叫卖》声中简直是无处不有。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著名相声演员郭启儒先生表演的相声《买布头》，那是把北京的《叫卖》首次搬上舞台进行艺术实践的。当时，那真是家喻户晓，老少皆听。

　　北京的《叫卖》，既有好听的旋律，可以说是北京的民歌，又有北京曲艺的连说带唱。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它有的音都不在正音上，有时还就是白话。但是，也正是这种特点，才形成了北京《叫卖》独特的艺术规律，使它区别于其它的艺术形式,它是其它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代替不了的.。它既表现了北京的淳朴民风，在淳扑中又有高雅。人们只要听见了它，也就看见了北京。

　　我区目前已挖掘的有关《北京叫卖》的资料，有叫卖的唱段400余段，传人三名。其中东花市街道的藏鸿先生生于1932年，祖上十几辈都在北京，从小就受北京市井民风的熏陶，对北京的民风民俗了如指掌。尤其是北京的叫卖声。

　　

龙潭街道的张振元老先生也是如此，出生于1936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的叫卖很有研究。

　　

　　天坛街道的的张桂兰1933年生。自幼跟随母亲走街串巷卖洋取灯（火柴），逐渐的耳濡目染，也自觉或不自觉的会了不少的叫卖声。

　　以上3名老先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他们的社会活动都很多，经常进行叫卖表演，接受电视台采访等。他们都很希望把北京城的《叫卖》声流传下去。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丢失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北京城的胡同越来越少，大商场，大超市越来越多，随着商品的发展，这样《北京叫卖》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去超市，去大商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北京的叫卖声也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要想听，只能他们演出时听。感受北京的韵味儿。保护北京的《叫卖》声已是势在必行了。

崇文区文化馆
2005年7月21日